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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怎样成为调查研究行家里手的

时间:2017-08-02 15:28:34    来源:《新湘评论》    作者:    点击

1948年春,转战陕北整整一年的中共中央决定离开陕北,经晋绥奔赴晋察冀。行军路上,因五台山积雪难行,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阻于山西省繁峙县伯强村。利用第二天休息的间隙,任弼时特意找来伯强村贫农团主席耿香民拉起了家常。从档案保存的任弼时笔记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在看似闲谈的聊天中所蕴藏的调查研究艺术。

在这次调查研究中,任弼时详细询问了该村土改中划分阶级的标准、土改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地主在土改后的生产劳动情况等。他问耿香民:“地主在家做什么事?”“分给他七八亩地,他自己可以种吗?”“把体力锻炼出来得几年?”等等。通过调查谈话,任弼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在土改中存在着划分阶级标准混乱,政策界线不清的问题,并因此造成工作中出现“左”的偏向。这次“下马观花”的调研,为指导土改工作积累了素材,启发了思路。

在1987年编辑出版的《任弼时选集》中,还收入了任弼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的一次报告。1944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作了长篇报告《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在报告中,任弼时向与会者展示了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安塞高川村1940-1943年经济发展情况、农民蓝凤城1941-1943年收支对照表、各项开支表、支出中购买边区内外物品的费用对照以及三五九旅战士开支比较等七张图表。这些图表或是根据任弼时用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到的统计资料汇总而来,或是从《解放日报》的通讯中改制而成,或是任弼时与延川拐峁村农民蓝凤城交朋友、拉家常的过程中获得的。每张图表任弼时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小到农民买火柴、水烟的费用,大到三五九旅的开支状况,有分析,有比较,有结论,抽丝剥笋,丝丝入扣。运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的材料,任弼时在报告中点面结合地将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生动直观地反映出来。这样的报告不但使听众信服,也使政策的提出更加符合实际。毛泽东审阅这份报告后,批示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五千份,并提议任弼时到中央党校再讲一次,“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

曾经与任弼时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对他重视调查研究这一点印象十分深刻。王首道回忆,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向同志们问长问短,愿意深谈,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王震也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回忆说:“弼时同志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善于搞调查研究,任弼时也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他17岁就赴俄留学,与当时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一样,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学习,却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1928年,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在《无产青年》第四期发表的《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中,曾经要求城乡党团组织和每个党团员,“应当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应当很详细地去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实际的极切身的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争斗”。但他当时更多地是在撰写理论文章,进行政治动员,对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手段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思想理论的高度。

1931年,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了解到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有关论述后,曾经还一度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轻视理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就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任弼时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在分析苏区党的现状时,他还批评中央苏区在思想上“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

那么,任弼时后来是如何转变这种认识,并形成对调查研究在党的领导和决策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的呢?首先与来自实际斗争的锻炼及其提供的教育密切相关。1933年,年仅29岁的任弼时出任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当时湘赣地区肃反扩大化严重,查田运动中亦出现许多“左”的错误,干部群众思想混乱,许多工作无法展开。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感到需要对这些错误发生的原因和情况进行了解,于是他对湘赣苏区的历史与肃反状况、土地情况作了摸底和分析,并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作出了相应的决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错误,稳定了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打开了工作的局面。

如果说主政湘赣时进行的调查研究还基本上是被动的应急之举,那么到了延安,任弼时在认真总结以往的“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真正认识到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1941年4月,毛泽东重印了《农村调查》一书,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之后,中央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等文件,并在中央政治局下设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作为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任副局长。在分工上,各抗日根据地政治和党务的调查研究由任弼时指导。从这时候起,任弼时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这些调查研究中,他越来越深刻、自觉地认识到,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事关党的领导和决策是否正确,以及党的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调查研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途径。任弼时虽然对此曾经认识不够甚至怀疑过,但他在实践中发现了问题并及时纠正,逐步成为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从延安到西柏坡,任弼时始终坚持进行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为形成、发展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